的住所――博文女校。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一大”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

　　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那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

　　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两人当时都忙。

　　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并非理想却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袁世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窃国大盗”，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

　　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人遗憾。

　　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

　　北京小组当时还有一位资深的党员邓中夏和另外一位资深党员罗章龙。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俩人资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邓中夏的意见，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邓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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